没有一劳永逸的政策，对于这一点，浸淫皇帝生涯的时间越久，刘文济对此感触就越深。在法制建设方面，至少在法律条文上，经世祖、太宗两朝的不断完善，已经到了一个很全面、详尽，甚至显得繁琐的地步，其复杂、琐碎堪称历史王朝之最。
然而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从刘文济彻底掌握朝政大权以来，对帝国法条的修正动作几乎就没停过，事物是不断运动的，二三十年的时间，很多新事物出现了，带来新矛盾与新问题，很多就条文也不合时宜了，这些都需要进行适当的删改与补充。就比如建隆六年的“人口买卖”事件，风波过后朝廷围绕着移民政策与人口拐卖犯罪打击，增加了七十多则条文.
对法制的修正，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在删改上，很容易便触及到一个“祖制宗法”的问题，帝国的权贵中，不管其用心如何，绝不缺少高擎祖宗成法与皇帝角力的人。
虽然最终，往往是刘文济获得胜利，但那种体验、那番滋味，是绝不好受的。同时，仅仅是法律条文的修正就已经极其繁复了，再要落实到执行、监察上，这其中需要打通的环节、解决的障碍，足以让人头皮发麻。
拿安西国来说，魏王刘旻在位时，曾颁布了一部《大法典》，然而那部法典，其内容细节方面，比之帝国制法条文，简单粗糙了不知多少倍。
就是这样，到刘旻死时，也才在《大法典》的基础上，勉强组建起了一套执行、监察系统，其法制也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与水平。
当然，这也与安西立国之根本“营所制”有关，在军、营所的管辖之下，王朝法典的诸多事项实则并不适用，也无法通过法制对那些大小封建主们形成有效制约。
刘文泽算是一个有为之主了，综其统治生涯，除了与伽色尼国打的那场汉伊大战之外，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内部的整顿集权上。
而这个过程也是极其艰难的，最终经其完善的安西《大法典》，也只普适于王朝中央直辖地区与城市，在封建主们的地盘，名义上虽然推行了，但往往取其利而掩其弊。即便在城镇地区，因执行引发的抗法、抗税动乱，也是层出不穷。
安西尚且如此，更遑论体量更加庞大、内容更加复杂的大汉帝国了。平心而论，刘文济的皇位或许来得有些巧合，但他这个皇帝做得并不轻松，也不容易。论政治上的复杂性，甚至可以说远超世祖、太宗时期，若是躺着，可没法将一个帝国带到其极盛时期。
不过，在对帝国法制抽丝剥茧般推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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