州镇保持的重兵了。
若说综合的军事实力，滇黔二道的汉军是远不如剑南这西南核心的，然若单纯看军队之战力，比谁能打，滇黔的军队，尤其是云南道的边军，放眼全国都可堪一比，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、地理、民风决定的。
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，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，往往带来人口的增长，在帝国人口全面爆发之时，西南地区也同是如此，即便增长率并不如传统富庶地区那般高，但在建隆时代初期的时候，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万。
而可以肯定的一点，实际人口绝对远超这个数字！作为与黔中、剑南、广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枢纽，云南道治善阐府（昆明），也逐渐扩张成为一座十万人口的大城，这个规模与水平，就是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，都是能够排上号的。
滇黔地区在三十年间的发展与繁荣，是不可否认、不容抹杀的，但时，其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攒。土地矛盾（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进行如内地道州一致的地税改革），贫富差距，汉夷矛盾，官僚权贵的贪婪与剥削，土司蛮部之间的血腥争斗.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矛盾积攒到一定的程度，自然而然就爆发出来了。事实上，从建隆三年开始，滇黔地区的骚乱就开始增多了，蛮民袭扰、掠杀汉民的事件层出不穷，蛮部之间（包括受封土司）互相抢掠、攻伐、扩张的情况也渐渐增多。
地方官府官军在这些骚乱上，只是如常一般地剿抚弹压，就像过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样。但是，以老办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阶段的问题，也就导致动乱始终难已，社会治安不稳，犯罪率不断提高，一步步酿成整个滇黔的动荡与不安。
“川—滇”茶马贸易受到影响，直接利益的损失，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，时任西南巡抚使的张士逊获悉其情之后，便格外重视，亲自奏疏一道，向朝廷禀报。
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，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，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，又何尝真正平息过，蛮乱而已，闹一闹，也就消停了。
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，是不能姑息的，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，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，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，还民治安。同时，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，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，维稳滇黔，迅速恢复地区安定。
这样的举措，若是发生在太宗朝，哪怕在康宗朝，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，但是平心而论，到建隆时代，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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