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则是，泗上已经很强，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阶贵族留在本地，做将来的带路党。
像是西门彘和甘德，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。
如果是现在，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天下的大义，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，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；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天文学知识，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。
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，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，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。
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“义在墨、曲在旧贵、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”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。
这也就是之前有人说“其曲在我”为弊的缘由。
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，听适讲过这些东西，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。
说是杨朱之学的问题，不在于不能够使得天下大利，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，想要成事太过漫长。
因为不取他人之物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、自由、为我这些东西，发展到极致，是可以利天下的，而他们利天下的方式，就是城邑极度发展，有足够的“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”的人，自发举事，城邑暴动，整个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，从而才能利天下。
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、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，是自己得有。可现在来看，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，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。
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。
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，也是一样。
他们有自己的东西，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，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。
他们更多信奉的，是杨朱之学，为我、贵己、重生、节欲。
这样的人，有恻隐之心，但却难以成事，至少现在难以成事。
墨家的道义，对他们而言并不好，可是……都靠对手的衬托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相较于君主和贵族，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。
他们可以做朋友，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，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，性价比更高。
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，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，但强盛的时候，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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