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……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，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。
说到同情，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，总要有个主体，谁同情？
他们是民众，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。
谁支持、谁反对、谁同情、谁可以一起走、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、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，这是要分清楚的。
所以“其曲在我”的问题，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看作是：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阶层的同情，但却得到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国底层民众的支持，是利？是弊？
更为深刻一点想，其实还是在于一个需求，二十年前识字人口太少，一个识字有很强学习基础的士人，其实价值胜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层的民众。
而现在……随他们同情与否，只要不是仇恨就行，泗上的体系已经稳固，需要的是人口、财富、市场，识字人口充足，那些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。
引颈就戮、等着贵族举起屠刀再反击，固然能换取天下那些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眼泪，但这几滴眼泪现在是否还重要？
二十年前的墨家，和现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墨家。
从道义、人员阶层组织再到代言的阶层，都已经被彻底修正了。
他在来商丘之前，对纲领的转变认识深刻，所以才可以成为宋国地区秘密墨者活动的第一顺位的负责人。
所以他很清楚，对于此时的墨家而言，一个数十万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场和劳动力的价值，胜过整个天下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同情。
四年前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同志，但现在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朋友，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。
负责人又想，既然这些底层士人的态度不算重要了，那么贵族和君主的态度就更不需要考虑了。
宋国无乱，只要墨家的道义不改，君主和大贵族对于墨家始终不会和平相处。
墨家是否先发制人，不会改变各国君主的态度。
之前那个说要先发制人的墨者说的没错，如今各国对于墨家的态度，不是源于墨家的利天下之心，而是源于五年前的中原大战，以及菏泽会盟时候咄咄逼人地枪决齐公子午的举动。
列国相争的背景之下，墨家整日骂秦国胜绰等人的义是叛了子墨子之义；痛斥秦国的变革那是不可持久而有害天下的，可是这边一边骂着，秦国和墨家之间一边眉来眼去，时不时默契地从东西两面恶心恶心魏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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