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顺的刑罚，可以使得国内的贵族受到制约、使得民众的利益得到一定的保障，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内耗从而使得国家强盛。
在认为“君为鱼、民为水”的前提下，无限加强君权，使得形成一种民君二元结构，让国君成为一国主权的象征和执行者，如果可以做到，那么这种绝君主制的国家下，国君没有必要侵吞财物，因为整个国家都是国君的、民众财富的总和就是国家的财富，也就是国君的财富，因为国君是一国的主权的实体。
这在适开始大规模修正墨家的理论之前，无疑和墨家的一些想法是相似的，也正是因为天下大乱、贵族争权、国君无力、民众苦难的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符合时代的想法。
尸佼对墨家没有意见，而且向来认为墨家在泗上的手段，很合乎他的想法，确实做到了“以财为仁、以力为义”，看似泗上无君，但实际上却是个权力集中可以做出大事、压制反叛的政治制度。
尸佼和弟子卫鞅讨论过，讨论的结果很微妙。
其弟子卫鞅认为，泗上的政策很好，但也仅限于泗上，别处不可复制，想要成就功名，不可以不借鉴泗上的手段，但绝对不可以复刻泗上的手段，因为除了墨家之外，再无别的诸侯有一个数万人的、同义同心同德同志的组织，照抄泗上的做法去别国，那简直就是灾难。
如果想要在别国建功立业，就必须要支持绝对君主制，以刑罚治国，取缔上下尊卑，尚贤重才，打压贵族，最好能够做到“民选的、绝对权力的、世袭的诸侯”这种程度。
既可以借民之力，又可以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获得君位的法理性，既否定天子之权神授、诸侯之权天子授的法理；而是变为君侯之权民授，且一旦授予不可收回的法理。
这些话让尸佼大受启发，而起随后年纪轻轻的卫鞅也对诸子百家的一些学派提出了自己看法。
他认为，农家发展壮大，靠的是“真正的平等”来吸引人。
墨家发展壮大，靠的是“虚伪的隐藏在财产不平等下的人格的平等”来吸引人。
而诸侯要做的，只能选择“严苛法律之下的明确规定的不平等的平等”来强大国家。
即法律不要去追求什么公平，要的只是在法律之下人人都要遵守的平等，但又明确出不平等的地位，同时给予底层一个向上爬的阶梯，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在礼崩乐坏、墨家使得天下人追求自己权利的大背景下发展壮大。
此时活动于天下的百家，哪怕是最风轻云淡的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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