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绩标准”“农桑司农技推广”的条文，越读越心惊。
李承乾的新政，竟真的在“按能力用人”。
账算得清的去户部，懂农技的去农桑司，连西市的波斯商人，都能凭贸易额获得“荣誉市舶使”的头衔。
“不问出身，只重能力……”李义府喃喃自语，猛地将酒坛推到一边。
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凭明经科入仕，靠的正是“过目不忘、下笔成文”的硬功夫。
想起为李治草拟策论时，那些精准剖析朝堂利弊的锋芒。他失去的或许不是机会，而是适应新规则的能力。
从那天起，李义府变了。他不再去酒肆买醉，而是提着点心去劝学馆“蹭课”，听实务科的博士讲“算学与税银核算”。
他跑到汇通司的公告栏前，抄录每月的“商税增减表”，对着数字琢磨其中的逻辑。
甚至跟着农桑司的吏员下乡，看他们如何教百姓用曲辕犁耕地，记录下“亩产增幅三成”的实证。
妻子见他每天早出晚归，背着装满书册的包袱，笑他“四十岁的人了，还学什么年轻学子”。
李义府却不恼，他在油灯下整理的笔记越来越厚，从《商税三维核算法》到《州县农桑考绩细则》，甚至对“稽查司监察制度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：“若在各州县设‘匿名举报箱’，可防地方官瞒报，比定期巡查更高效。”
有一次，他在劝学馆遇到褚遂良，这位素来瞧不上他的老臣见他正与学子讨论“西域商路优化策”，不禁诧异：“李著作竟也研究这些？”李义府起身行礼，语气平静却带着锋芒：“太子殿下推行新政，天下人皆可学之。褚大人难道不知，如今的朝堂，看的是策论里的真见识，不是旧年的功劳簿？”
褚遂良愣了愣，随即抚须笑道：“你能如此想，倒是长进了。”
贞观二十四年的秋阳里，李义府站在晋王府外的小巷。
他打听到了太子殿下在朝堂上的问话，如何让大唐百姓人人有饭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