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黑的。路灯的光落在水面上，被波纹揉碎了，又拼起来，拼起来，又揉碎。她沿着河边往回走，影子跟着她，一会儿在前，一会儿在后。在前面的时候像领路，在后面的时候像跟踪。
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，她停下了。
住院部的灯还亮着。弟弟的病房在三楼，窗户朝南，从门口这个角度看不见。但她知道那扇窗户后面，弟弟正躺在病床上，胳膊上扎着输液的针头，旁边的监护仪一下一下地跳。每次她值夜班，半夜偷偷去看他，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线就在黑暗里一明一灭，像一颗很小很小的、被遗落在人间的星。
她推开医院的侧门，走了进去。
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。她闻惯了。习惯这种东西，跟旧书店里陈默说的一样，是把人交出去的。交出去的不是命，是对味道的感觉。刚当医生那会儿，她被消毒水呛得睡不着。现在闻不到反而觉得少了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，她也说不清。大概是少了那种“一切都被洗过了”的错觉。
她没有去弟弟的病房。她去了档案室。
档案室在地下一层，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。门是铁的，刷着灰绿色的漆，门锁是那种老式的转盘密码锁。她站在门前，手指放在转盘上，没有马上转。
陈默让她查父亲的就诊记录。以医学研究的名义，系统不会报警。但她知道，系统不会报警，不等于没有人会报警。系统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死的东西好骗，活的东西不好骗。尤其是一个二十年没被人碰过的档案，忽然有人来调阅——这件事本身，就是一种声音。在谍报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是无声的。你碰任何东西，都会发出声响。区别只在于，有的人听见了装作没听见，有的人听见了，在黑暗里睁开了眼睛。
她把转盘转了三圈。左，右，左。
锁开了。
门推开的时候，门轴发出一声极细的、像老鼠叫一样的响声。她闪身进去，把门在身后关上。
档案室里一片漆黑。她没开灯。手机屏幕的光亮起来，照在一排一排的铁皮柜上。柜子上贴着年份标签，从1995年到2010年，整整齐齐。她走到1998年的柜子前，蹲下身。
柜门没锁。
她拉开柜门。铁皮摩擦的声音在空荡的档案室里被放大了好几倍。她停了一下，听外面的动静。没有脚步声，没有呼吸声。只有头顶的通风管道里，风在呜呜地响。
档案袋按月份排列。她抽出十月那本。牛皮纸的封面，封口线绕得很紧。她把线一圈一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