折痕还很新鲜，说明被藏起来的时间不长。他展开第一张纸，上面是一份手写的名单，大约十几个名字，每个名字旁边都标了日期和一笔金额。笔迹是老院长的，但写得比遗书更潦草，不像是在书桌前从容写的，更像是在某个临时找到的地方匆匆记下的。有些字的笔画末尾拖了很长，像钢笔在纸面上打滑。名单最后一行被划掉了，划痕横过整个名字，墨迹还没完全干透就被对折了，在对折的另一面印出了一个模糊的反字。
阿耀把纸翻过来，对着光看那个反字。只能辨认出姓氏——三个字的姓氏，笔画不常见，但他在什么地方见过。他把父亲的笔记本从外套内侧掏出来，翻到夹着名片的那几页。名片里有一张已经发黄变脆，边缘被虫蛀了两个小洞，上面只印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。那个名字的姓氏，和名单上被划掉的反字是同一个。父亲也找过这个人。不止老院长在找，他父亲也在找。两个老人各自追查了很多年，到最后都没找到这个人，只留了一张名片和一个被划掉的名字。
沈若琪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，接过名单仔细看了一遍。她手指在名单上几个被红笔圈起来的名字上停了一下，旁边标注的日期——最近的一次，就在老院长死在旧楼里的前几天。她抬起头，说老院长临死之前还在找这些人。他把这份没归档的文件塞进配电箱后面的墙缝里，用塑料布裹了两层，然后走出去，在石室里留下那封遗书。他做完这些事之后去了旧楼，坐在书桌前，划掉了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。然后他死了。
“这些是什么人。”阿耀问。
沈若琪把名单翻过来，指着上面几个名字旁边的金额栏，说这些不是帮会成员，不是商会势力，不是任何一方已知的势力。铁板上刻的名字都是当年参与玉玺押运的守关人和背叛者，铜矿山证据室里封存的档案是红山集团和各方势力之间的交易记录，但这份名单上的人是红山的外部合伙人——当年帮红山转运资金、提供虚假账户、在境外帮他们洗钱的那些人。他们不是守关人，也不是背叛者，他们是更外围的人，是帮着背叛者把钱洗干净的帮凶。红山能瞒过所有人维持利益网这么多年，靠的不只是自己，还有这些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公开名单上的人。他们可能在澜州港，可能在近海某座岛上，也可能早就离开了。老院长花了最后的几天找到他们的名字，但来不及归档，只能塞进配电箱后面。
阿耀把名单重新折好。他父亲花了二十年收集证据，老院长花了二十年布这个局，但到最后，还有一份名单被遗漏了。不是他们不够仔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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