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红山把这层外围藏得太深。这些外部合伙人从来不直接参与交易，他们只是提供账户、转运资金、在关键节点上帮红山把黑钱洗白。他们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合同上，只有红山最核心的财务记录里才有他们的踪迹。他父亲截了红山最后一笔交易，但那些已经流出去的钱，那些已经洗干净的钱，去了哪里——答案在这份名单上。
第二张纸是一份简短的信，只有一页，是老院长写给阿耀父亲的。信上没有抬头，没有落款，只有几行字。笔迹比名单更潦草，写到后面几个字时手明显在抖：
“你让我留的那份名单，我留了。上面的人，有些已经不在了，有些还在，但名字不在铁板上。你在铜矿山存的证据，我已经归档了大部分，剩下的这几个人，我找不到他们在哪。你去雾山之前，如果有机会，把这份名单也带过去。那里的档案柜，还有一格是空的。”
阿耀把信递给沈若琪。沈若琪接过来看了一遍，又把信翻过来看背面——背面是空白的，只有边缘蹭了一小块墨迹。她抬起头，说老院长提到雾山的档案柜还有一格是空的，他父亲当年在雾山放了一排档案柜，专门用来存这些外围合伙人的资料，柜子还没有满。他在等老院长把最后几个人的资料补齐，然后封柜。但他没有等到。他去了铜矿山，把证据室焊死，然后去雾山，把青铜门焊死。那一格空柜子，到现在还是空的。
阿耀把信折好，和名单放在一起，塞进外套内侧。那几份遗书、雾山地图、焊门字条、今天这份号外，现在又多了这份旧名单。他的胸口上叠着的纸越来越厚，每多一张，真相的重量就多一层。他把手按在胸口上，感觉到那些纸叠在一起的厚度，然后问编辑档案室里还有没有遗漏的文件。
编辑说配电箱后面已经清干净了，其他角落也搜查了一遍，没有别的发现。他迟疑了一下，又说还有一件事——清理档案室时在一个旧文件夹里翻到了一张照片，不是档案，是夹在文件里的，可能是老院长以前随手放进去的。照片上是一排人站在华侨总医院门口，大概是竣工典礼那天拍的。阿耀问照片上有没有他父亲，编辑说有，站在老院长旁边。还有一个人站在最边上，侧着脸，看不清五官，但身形和其他人不一样——穿着西装，其他人都是工装或白大褂。阿耀问照片在哪，编辑说还留在报社，如果需要可以送过来。
阿耀说等会儿他自己去取。他站起来，把冻柠茶端起来一口喝完，冰块在杯底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然后他转头看向沈若琪，说上山之前需要先核实这份名单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