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封古城，作为大宋的东京，中国历史上最繁华、最富裕的王朝首都，曾经给汉民族留下了“靖康之耻”的痛苦回忆。
五百余年之后，这座中原的雄城，再一次赤裸裸暴露在农民起义的兵锋之下。这时他尚不知道，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。从此以后，他只能沦为中原其他城市的陪衬。
崇祯十三年，在大明朝的历史上，是自然灾害的顶点。
这一年，灾荒几乎遍及全国。河南作为大明朝的腹心地区，成为了灾荒的核心。连续三载的干旱和蝗灾，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急剧萎缩，许多地方甚至颗粒无收；朝廷的加派和赋税点滴不减，又使这种可怖的萎缩产生了恶性循环。
最后的结果是，即便崇祯十四年的干旱和蝗灾情况有所好转，但是有土无民，依然荒芜。
许多万户之县，死绝者或逃亡者达八千以上，人口损失达到了八成，剩余的两成则要承担十成的税赋（注一）。
这自然是不可能的，于是剩下的两成人口除了举家逃亡，没有其他选择。
河南各县的粮价，有斗米千钱的，有斗米二千七百钱的，还有斗米二千九百钱的。至于河南省的另一主食麦子，贵比大米，斗麦三千左右的县很多。
广大之农村，白日无一人影，夜里则哭号起伏；少数之州府，城关处数万流民，几乎插不下脚；省内几条大道上，到处可见尸骨遗骸。
父食子、妻食父，兄弟朋友乡邻互食者，比比皆是；
路边倒毙一饿殍，转眼间变成白骨一具。
一人不见，定已在锅中；
路人于野，每诱杀充食。
曹操之诗：“白骨露於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，已成为这个时代河南的最贴切写照。
天灾人祸之下，百姓们如不愿全家饿死，要么加入逃荒大军，涌入各个城市；要么奋起反抗，拿起武器成为朝廷口中的“贼”。
当然，那些被生存所逼造反的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。一类主要抢朝廷和士绅，用得来的钱粮养活更多的穷苦人；一类主要抢比他们更弱更穷的人。这些人的逻辑是，要么我吃人，要么人吃我。早晚都吃人，不如先下手。
被朝廷称为“闯贼”闯王李自成大抵是前一类人；而在河南省风起云涌的各类杆子、土匪武装，旬日间为万人。他们或者是前者，或者是后者。
……
李自成在潼关南原（注二）大败之后，销声匿迹于商山洛水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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