完成。在工程没有完工之前，地方上的百姓、士绅就不得不支持朝廷，以避免工程中断。
而购买了朝廷为筹集建设资金所发行公债的百姓们，他们就更不愿意新政废除了，没有了新政对财政上的变革，公债的偿还就没有保证。
所以，两位先生的担忧，在朕看来并不是问题。现在的摊子铺的越大，新政推出的政策越多，反对新政的力量就越是畏缩。
试问今日之大明，除了朕以外，谁还能维持住现下的局面？难道那些东林党人上台之后，能够用仁义两字一笔勾销，朝廷对银行和百姓数千万元的欠债？
如果他们真能做得到，朕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。为了让朝廷能够按时还款，不让他们手中的公债股份一文不值，他们也不得不支持朕，也不得不继续向朝廷借款。
所以两位先生不必担心摊子铺的太多，朝廷负债太多，从而让新政遇到挫折。相反，朝廷负债越多，天下百姓对于国事的关心就会越高，新政推行的阻碍才会越小。”
对于崇祯这套负债治国的歪理，徐光启和王徵不由面面相窥。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评论皇帝的这番话语，这些言论显然不太符合，先贤所推崇的仁义治国之政。
徐光启随即想起，他最近刚刚看过的一本译书，西方权谋之士所著的《君主论》，里面的言论倒是同皇帝现在所言颇为相近。
他脑子里只是稍稍转过了这个念头，便默默的在心中埋葬了这个想法。
这本《君主论》中所阐述的道理虽然不无可观之处，但是却大违儒家先圣所提倡的治国方针，近乎于法家、杨朱之学。
现在大明士林已经对西学在京城的传播大有意见了，一旦传出皇帝被西方学者所著的《君主论》所影响。恐怕西学蛊惑君王，祸乱朝政的名头就更跑不掉了。
在经过了，一年多大规模翻译西学书籍的过程中，徐光启从一位欣赏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单纯仰慕者，认为可以借它山之石以攻玉，借西学来改造大明儒学中不适宜当代的一部分。
很快转变成了一名主张对西学要批判着吸收的学者，在看过了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之后。徐光启等人也终于认识到，欧洲并不如他们设想中的那么美好。
虽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非常的吸引人，文艺复兴运动也让人心生向往，但是两者之间间隔的上千年文化黑暗期，却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。
而最令人诧异的是，看似朴素、温和而关爱世人的天主教会，在欧洲的名声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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